侠客岛：甘肃惨案背后，是农村治理的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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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侠客岛 　　从8月26日到现在，甘肃村庄里的惨案已经发生了很久。只不过，直到这两天，它才真正成为舆论中心——以在朋友圈刷屏的方式。刷屏的文章，叫做《盛世中的蝼蚁》。 　　就像此前每一次成为公共事件的新闻那样，围绕《蝼蚁》一文，舆论场的意见也迅速分化。支持者认为，是贫穷、是社会之恶导致了惨剧的发生，文笔直指当下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的“蝼蚁”感；反对者则认为，贫穷与杀子自杀之间不一定存在必然逻辑关系，在事实调查清楚之前，急切地把帽子扣在全社会的头上并不妥当。 　　正如当下的人会把历史读成当下史一样，人们也习惯从新闻中读出代入感；一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戏剧时说的那样：面对悲剧，人们感到恐惧或者怜悯（因为戏中人的行为或者可以从逻辑上理解，或许无可避免），最终达到“净化”（katharsis，宣泄后平静）情感的效果。 　　换句话说，面对同一头大象，因为着眼点不同，每个群体摸到的都不一样。但除了情绪式的宣泄和抒情，我们希望，在如此惨烈的新闻背后，我们可以认真地分析和考虑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最终又应当如何解决。 　　贫穷 　　虽然没有在现场，但有一些同行在现场。在不同媒体的报道里，我们可以抽出一些值得探讨的细节。 　　贫穷。这一点，看过现场图片的读者大约都有直观感受。这是一个西部山区的村落，杨改兰一家8口，奶奶行动不便，父亲略有痴呆只能放牛种菜，丈夫脑子也不是特别清楚在外面打工，剩下她和4个未满或即将满学龄的孩子。8口人住的房子已经有52年历史，家里的土灶已经坍塌了一半。杨改兰一个人种着17亩地，送孩子上幼儿园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 　　低保。这或许是目前或多或少指向自杀诱因的线索之一。2013年，杨家曾经享受过每年2880元的低保；2014年，低保取消。 　　取消的理由，是在官方通报里，2013年，在农村低保动态管理中，“经群众评议该户未通过”，因为其家庭总收入为36585.76元，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高于当时的低保标准2300元，故取消——根据村委会主任的算法，杨改兰丈夫打工一年2万多，每亩地400-500元收入，3头牛、两头母猪，也可以有收入。 　　之所以说“诱因”，是因为在《每日人物》的报道中，在杨改兰临终时和奶奶的对话中有这样一句：“村里有人告我，我被逼到这份上了。” 　　还有一部分细节，后面详述。我们先说说低保这件事。 　　低保 　　低保，最低生活保障。通常说来，在这个领域，国家会划拨一部分资金，地方政府再进行资金配套。不同的省份，低保的标准不太一样；不同的地区，评议谁家能吃低保、谁家不能吃，也有不同的评议方式。 　　杨改兰家被取消低保，就是因为评议方式的转变。 　　2013年他们能吃低保，是因为村里组成了一个评定小组，挨家走访，“看到家里房子很差，看着确实困难，就定了低保户”。 　　2014年，政策变了——先全村集体提名、商议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再上报乡镇，经乡镇审核公示后确定名单。中青报报道称，该村村委会主任说，“在由村民代表、村支部、村委会和村监委会召开商议低保资格的会议时，30多名参会者关于低保资格的提议中没有杨改兰家，因此，这一次就取消了他家的低保资格”。 　　资深媒体人郭睿发表在“新太平广记”上的调查报道，则指出了这一方式中可能存在的疑点。比如，杨改兰的堂叔爷杨万年称，自己没有开过村民会，每个自然村出一个代表去开会，都是村干部；康姓村民则称，如果村里人一起开会的话，“我们都了解他家情况，不可能投票取消他低保”。 　　目前，国务院扶贫办已经成立工作组，会同甘肃省级部门进驻该村调查这一事件，尚未有结论。在侠客岛跟一位西部省份基层岛友谈及这一评议方式时，该干部表示，如果真的要用全村村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谁能吃低保，至少可以说明这样的村庄里干部管不了事，只能靠每人投票这种方式来平息争议。一般来说，低保需要个人打申请，但最终都需要村两委、村民代表（比如所在队、社的队长、社长等）、乡镇级分管领导以及相关部门来共同评议，既要实地走访，也要听村里主事人、明白人的意见，以避免出现村干部划低保时“优亲厚友”、利益输送、当老好人等情况。 　　郭睿报道里的细节，或许也给这样的疑点继续作注：在这个村庄下辖10个社中的石磊社（杨改兰丈夫所在的社），该社的9名精准扶贫对象中，就有石磊社社长的亲哥哥、侄子。 　　另外的细节则更让人唏嘘。该县政府工作人员称，2014年政策调整时，低保名单在村里张贴了三次，“杨家无一人提出异议”，但杨家8口人没有一人识字；而邻近村的另外村民则称，“我们家全家三口一起种地，一年都挣不上一万块，他们家还能挣3万块，不可能”。 　　注意，低保的事情，可能只是诱因——毕竟，两年前他们的低保就被取消了。这其中可能存在的猫腻或不正常的问题，也需要调查组的结论。在结论未出之前，这些报道的细节都只能供人们存疑。 　　家庭 　　是什么造成了惨剧的发生？长期“贫穷带来的绝望”、或者在低保、危旧房改造上遭受的可能不公平的待遇？ 　　贫穷和自杀、杀子之间，或许确实难以直接划上直接的逻辑必然。它可能只是辅佐性的因素。人如鸿毛，命若野草，但绝大部分人依然选择挣扎着活下去。我们已经无从知道杨改兰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是怎样的心境和思绪，只能从她身后的事实、言语中获得旁观性的线索，寄希望于一片片拼凑出接近事实的图景。 　　另一个有可能的重要因素，是家庭。 　　事实上，在我们翻阅与“农村”“女性”“自杀”有关系的论文时，我们这些已经久已疏离农村的人，会发现一些令人讶异的事实。比如，在向世卫组织提交自杀数据的国家里，中国的自杀率其实排名很高；而其中重要的一块，就是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比如，在一份对7省34村的田野调查中可以看出，在1980-2009年间，女性自杀的数据比男性高出1.3倍；其中，年轻女性、年老女性的比率又相对较高。在学者的分析里，家庭，是这些女性自杀的首要因素——这又多涉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婚姻关系、婆媳关系、财产分配、育儿养老等。 　　在郭睿的报道里，杨改兰所处的，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矛盾逐渐积累的家庭。比如，她和她的妹妹，是全村仅有的完全没上过学的年轻人；她有一个强势的奶奶，爷爷是倒插门，丈夫是倒插门，作为传承姓氏的孙女，她的丈夫可以出去打工，自己却只能一个人在家种17亩地、拉扯4个孩子和老人；她的手机是老人机，手机里只有三个联系人；她几乎从不看电视，每天的生活就是种地、做家务、带孩子…… 　　广西师大的一篇硕士论文，把农村女性的自杀动机分为几种类型。其中，有的是赌气，有的是辩诬证明自己被冤枉，有的是威胁式的让别人害怕的自杀，有的则是鱼死网破式的自杀。还有一种，叫做“悲观自杀”，有一种“漫长而又相当平和的积累过程”。 　　学者景军在分析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时说，主要原因是这些女性的“迁移”——通过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这些女性远离了既往的从属地位，远离了既往的人际冲突，也远离了自杀的工具农药。在另外一些学者的论述里，这些远离，也带来了不同代际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变化。 　　而杨改兰，却从未远离这些。她连买羊的钱，都需要找奶奶借。 　　农村 　　这些年来，我们总能在微信上看到关于农村的“爆款”文章。每年过年，“返乡体”的文章都会火一阵，前有博士的调查手记，后有今年那篇添油加醋带虚构的“组团约炮”；几个月前，直播网站上的农村人，“残酷物语”式地自虐，也引起热议。 　　我们很多人已经远离农村，在一次次的点击、转发、评论中展示着关怀、同情或是格调。但甘肃的惨案，其实有很多留给我们的真问题。 　　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有这样的问题。比如，相较于农村的留守儿童、老人，对农村人口心理的关怀是否足够？在低保等事关农村人口直接生计的工作中，在精准扶贫的任务下，是否有基层干部存在一定程度的短期行为（比如定指标硬性取消低保、划硬杠杠等）？除了给钱，教育是否能跟得上？ 　　更深刻的话题在于，其实每一次揭开的盖子，下面露出的或惨烈、或打破田园牧歌式梦想的情景，都在提醒着我们，中国的农村基层治理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现实。 　　市场经济的大潮，解放了生产力，也让农村不断被“现代性”所侵蚀。以前，基层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有公心，虽然收十块钱的农业税，但是修路、修渠这些事，就成了大家共同获得生产资料、换取生活资源的途径；现在的状况，则是农村的“原子化”，很难形成“公心”。在一些地方，像低保这样的事情，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本事”、“关系”的标准，能吃上低保，说明“政府都买你面子”。 　　基层的组织，除去政治权力之外，其实本来应该担当公益、惩恶扬善等功用，成为衡量争议的标准。但是事权、财权、治权的分离和不对等，则抑制或阻碍了这些功能的发挥。 　　说到底，生活本身就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