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如何破除二元逻辑悖论的统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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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草：如何破除二元逻辑悖论的统治术？


‘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是高调理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低调实践。前者是欺骗和谎言，是皇帝的新装，是‘至善’；后者是强权和暴力，是皇帝的裸体，是‘至恶’。两者是维系君主臣民体制的两大支柱，也即是利用二元逻辑悖论的统治术。这种社会的主流文化语素的构成是二元逻辑悖论，必然是二元逻辑悖论，‘至善’的高调理想服务于‘至恶’的低调实践。这也是马基雅维里言及的君主臣民体制的统治术。高调理想国家消亡的无政府主义，低调实践国家至上的集（极）权主义，也是这种统治术的机巧运用，君主臣民体制被二元逻辑悖论支配，存在不可调和的内生性矛盾，一旦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就被启蒙了；还没有意识到，不能算作被启蒙了。

‘民贵君轻’的社会理想导致君主臣民的社会实践，君主臣民的社会实践需要‘民贵君轻’的社会理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理想导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社会实践，‘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社会实践需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理想；国家消亡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理想导致国家至上的集（极）权主义社会实践，国家至上的集（极）权主义社会实践需要国家消亡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理想。‘至善’与‘至恶’互生互存，它们是相对存在的伦理概念绝对化的产物。这就是二元逻辑悖论的统治术，构造的是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关系，演绎历史周期律的轮回史。被统治者的社会理想是‘民贵君轻’，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国家消亡的无政府主义，统治者的社会实践是君主臣民，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国家至上的集（极）权主义，而被统治者的社会理想服务于统治者的社会实践，这就是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关系。暴力革命、武装建政，被统治者翻身做统治者，统治者翻盘做被统治者，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就是历史周期律的轮回史，

‘至善’与‘至恶’互生互存，这是二元逻辑悖论决定的。二元逻辑悖论的统治术制造痛苦和灾难，为规避或减少痛苦和灾难，人类必须破除二元逻辑悖论的统治术。凡是致力于寻求‘至善’的必须领受人的罪而勇于选择慷慨赴死，必须把其视作‘神’而非人，否则，致力于寻求‘至善’必定创生无穷无尽的人间横祸。这就是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根本原因。因为，耶稣基督致力于寻求‘至善’，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成就了祂寻求‘至善’的人神转变的‘神生’价值目标。如果有人致力于寻求‘至善’，必须勇于选择慷慨赴死，必须把其视作‘神’而非人；如果有人拒绝致力于寻求‘至善’，不必勇于选择慷慨赴死，不必把其视作‘神’而非人。只有基于以上原则，才能有效规避二元逻辑悖论，才能构造出文明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儒家文人高调致力于寻求‘至善’，也就把自己定格在了‘神’的位置上，基于此，他们应该勇于选择慷慨赴死以领受人的罪，如果贪生怕死，就是非‘神’非人的‘魔鬼’。儒家文人高调致力于寻求‘至善’，为何拒绝选择慷慨赴死呢？因为，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既不愿承担‘至善’之‘神’的责任，也不愿构造文明的社会关系，只愿获得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以欺世盗名阴谋权变、浑水摸鱼骗吃骗喝。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人的确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魔鬼’。

‘神’是什么？为实现公义的‘神生’价值目标，致力于寻求‘至善’而勇于选择慷慨赴死、言‘至善’而行‘至善’的具有超级宇宙意识的非人类生命体。‘人’是什么？为实现公平正义的人生价值目标，致力于寻求‘理善’而拒绝慷慨赴死、言‘理善’而行‘理善’的具有高级宇宙意识的人类生命体。‘魔鬼’是什么？为实现精致的利己主义人生价值目标，高调致力于寻求‘至善’而拒绝慷慨赴死、言‘至善’而行‘至恶’的具有低级宇宙意识的人类生命体。

阻碍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最大破坏性力量是欺骗和谎言，其次是强权和暴力。欺骗和谎言属于言和思的概念范畴，强权和暴力属于行为的概念范畴。言和思决定行为，欺骗和谎言决定强权和暴力。言假思丑必导致行恶，行恶需要言假思丑；欺骗和谎言必导致强权和暴力，强权和暴力需要欺骗和谎言。尊道贵德必理直，悖道离德必理曲；真言美思必善行，言假思丑必行恶。

现代公民社会中，民主法治就是文明规则，存在民主法治的文明规则，可以遵循民主法治的文明规则，流氓不容易大量产生。古代臣民社会中，不存在民主法治的文明规则，无须遵循民主法治的文明规则，流氓随之大量产生了。流氓大量产生是体制机制不存在民主法治的文明规则造成的，这种体制本身就是流氓的体制机制。

2019/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