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波：在日中国研修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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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东京电视台最近播了一档节目，揭露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人研修生在日本所遭受的艰难处境。这一节目，不仅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关心，更是引起了中国网友们的高度关注。到底中国研修生在日本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生活是否如电视节目报道的那样？我这几天采访了几位在日本的中国研修生，也采访了从事中国研修生中介和管理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听一听他们到底怎么说？

　　在介绍中国研修生的生活与工作之前，我先来介绍一下日本政府的“外国人研修生制度”。日本最早的“外国人研修生制度”开始于1981年，那时候，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日本一跃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口袋里有钱了，也想着帮助一下发展中国家提高技术。

　　说一句公正的话，那时候，日本政府的初衷是好的。希望通过接纳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到日本来研修，将日本的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促进“研修生”母国的经济发展。当时的研修生的收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巨款。譬如在1984年，中国的一名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一般只有50元人民币。但是那时候，日本人一天的工资就有600元人民币。所以，那时候，中国人去日本做研修生，还得开后门。

　　1991年，日本政府的法务省、外务省、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和国土交通省联合成立了一个外国人研修生管理机构，叫“国际研修协力机构”，负责外国人研修生的引进与管理，并正式建立了国家层面的“外国人技能实习生制度”。这一新的制度，将外国人原先只能在日本研修一年的时间，延长到了3年。

　　但是，这一外国人研修制度在日本经济泡沫崩溃之后，开始走样。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了困境。加上社会老龄化严重，出生率长期在最低谷徘徊，农村地区青壮年纷纷离开故土来到城市找工作，使得农村和渔村的劳动力严重缺乏。不少企业受利益驱使，在实际操作中，把研修生当做了来自海外的廉价劳动力，一些研修生的心态也发生变化：来到日本不再为了学习技术，只是单纯为了挣钱。于是，各种问题开始产生。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国内派遣机构的变化。原先是政府的合作项目，因此，都是中国政府指定相关机构选拔优秀的青年到日本学习技术，从事技术研修工作。但是进入90年代，日本开始扩大外国研修生的概念，不仅允许工厂可以招收研修生，也允许农户、水产加工企业、建筑公司招收研修生，于是，外国人研修生实际上成了廉价劳动力。因此，中国的派遣机构，也有政府部门降到了政府制定的国际技术合作公司之类的企业。再后来，一般的私人也参与了中介，外事部门的三产机构也参与其中，于是，中国国内的研修生派遣不再是选拔制，而是谁想去就可以去。也就是说，技术研修生变成了劳务输出。

　　第二个问题，80年代的中国赴日研修生，基本上是到日本的大企业去学技术。但是到了90年代，基本上是到日本的渔农村去干体力活。日语中有一个专用术语，叫“三K劳动者”，三K指的是艰辛、肮脏、危险，因为在日语中，这三个单词的日语发音念作「 きつい (Kitsui) 」「汚い (Kitanai) 」「危険 (Kiken) 」，开头都有一个K字，所以称作为“3K”。日本经过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已经进入了人人有车的富裕社会，因此，年轻人都不愿意去从事这一种“3K劳动”，因此引进外国人廉价劳动力，成了日本企业，尤其是渔农村小企业与农户们的一种实际需求。于是，大批中国研修生到了日本，就成了日本人不愿意干的3K劳动者。

　　第三个问题，是待遇的变化。80年代的中国研修生去日本研修，日本企业基本上是按照日本员工的薪水标准发放补贴的。所以研修一年，基本上可以带上电视机、照相机等几大件回国。但是，一旦研修生成为日本渔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之后，他们的待遇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工资，不再像以前那样参照日本员工的待遇发放，而是以研修费的名义发放，那么这一笔研修费是多少呢？一般只有日本员工工资的一半。

　　第四个问题，是中日两国管理机构的共同剥削。既然是作为劳务输出，就意味着是去海外挣钱，于是中国的派遣机构要收钱，日本当地的管理机构也要收钱，结果研修生实际到手的工资，少的可怜。我在宫城县调查了一家水产加工企业，这一家企业有8名中国研修生，年龄都是在20几岁，男性5人，女性3人，都是辽宁人。这家企业的老板告诉我，除了加班费，他每一个月支付给中国研修生的固定工资，是14万日元。而工厂里日本人同年龄员工的月工资是18万日元，相差4万日元。但是，我问了中国研修生，你们实际到手每个月是多少日元？他们回答是9万日元，大约是5400元人民币。那么还有5万日元跑哪里去了呢？这5万日元中，辽宁的劳务派遣公司收了3万日元，日本当地的渔业劳务管理协会收了2万日元。问这两家机构为什么每个月都要收这么多的钱？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就是研修生的管理费。我跟他们算一笔账，如果中国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往日本派100名研修生，每个月就可以有300万日元的管理费收入，这300万日元，相当于18万元人民币。

　　第五个问题，是挣钱的压力。在90年代，当中国人的月工资只有几百元的时候，到日本辛苦一个月，可以挣几千元，再辛苦也会忍耐。但是，到了现在，在上海的餐厅里端端盘子，每个月也可以挣到2、3000元的时候，日本的4、5000元的收入，就失去了魅力。于是，加班成了研修生们获取额外收入的最主要途径。像宫城县的这一家企业，在渔汛期，一个月基本上要加班100个小时，也就是每天加班4个小时，基本上是上午8点钟开始工作，到晚上9点钟才能下班，每周也只能休息一天。每小时的加班工资是500日元，也就是30元钱，一个月也就多出5万日元，刚好把中日两家管理机构抽取的管理费挣回来，使得自己每个月的收入维持在8000多元人民币的水准。

　　第六个问题，是生活的压力。由于研修生工作的地方，大多数是偏僻的渔农村，因此平时没有太多的娱乐生活。许多研修生是独身子女，在国内还没有吃过那么多的苦，在日本的饮食也有许多的不适应，加上还有语言的障碍，收入又不高，每年还不能回家探亲。同时在出国时，国内派遣公司还收取了5-10万元人民币不等的押金，因此他们的生活与精神压力很大。今年元旦期间，日本就发生过2名恋爱的中国研修生在酒店里共度新年，结果因为争吵，男生杀害了才18岁的女研修生，酿成了惨剧。这些年来，至少有30多名中国研修生在日本研修期间劳累死亡、或者生病死亡，工作事故与交通事故死亡，甚至还有自杀。

　　虽然有上述这些问题，但是日本的外国人研修生制度的最大问题，还是日本政府这一制度的本身问题。明明是引进国外的劳动力，却偏偏要弄一个“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的名义，种菜杀鱼，这种谁都能干的活，叫外国人来日本研修，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日本政府挂着这一块遮羞布，使得雇佣外国研修生的日本企业和雇主，就可以逃避劳动法所规定的企业雇佣义务，譬如说，劳灾保险、雇佣保险、男女同工同酬。所以，这一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剥削外国人廉价劳动力的制度。

　　同时，一部分日本企业和雇主强迫研修生加班，而加班费比日本平均的小时工资还要低。有的变态的雇主对中国女研修生性骚扰，甚至在女研修生的宿舍里安装摄像头。这些雇主并没有把外国研修生当作正规的劳动者对待，而是视为可欺负的廉价劳动力加以虐待。有的雇主为了防止中国研修生逃走，以代为保管的名义，扣押研修生的护照。

　　联合国人权组织已经多次对日本政府提出批判，日本媒体也多次曝光，甚至指责日本政府是变相推行一种奴隶劳动制度。但是这一问题一直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日本厚生劳动省1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0月底，在日本的外国人研修生超过21万人，同比增长25%，他们支撑着日本的农业及渔业，以及东北地区的灾后重建，与2020年东京奥运会场馆的建设。外国人研修生中，最多的是中国人，达到9万人。其次是越南人，还有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人。但是，日本政府的统计也称，在过去6年中，至少有1万名中国研修生中途逃离，下落不明，或者已经在居酒屋打黑工。

　　中国研修生在日本遭遇非人待遇，被扣克工资，遭到性骚扰，工伤事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与补偿，遇到这些问题，一定要理直气壮地为捍卫自己的权益抗争。

　　我前几天接受北京法制晚报的采访时，向中国研修生提了这样的建议：

　　万一在日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研修生可以向日本当地的劳动监督署（专门管理劳动人事的政府机构）进行申诉。即便自己不懂日语，只要提供相关的书面材料，劳动监督署也会出面处理。劳动监督署在日本拥有很强的执法权力。遇到人身伤害和遭到性骚扰，要保留好证据，可以直接向当地的警察署报警。

　　同时，研修生还可以向日本专门援助外国人的工会组织和律师团体提出申诉。此外，遇到大事要及时向中国大使馆或是领事馆通报，寻求中国政府的保护。总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忍气吞声，寻找日本法律的帮助。一般情况下，日本雇主是怕吃官司，也很怕自己的名声搞丑。

　　最后，我还要特别提醒准备出国的研修生们，你们在与中国国内的劳务公司签订合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这么一句话：因日方雇主原因被迫提前回国，不得扣除押金。我们为了生活，吃苦可以，但是受气绝对不行。